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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A股的历史表现，很多Alpha的投资机会都来自于行业配置，而行业配置是基于产业趋势变化带来的盈利趋势变化。从基本面来看，今年科技行业的产业需求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一是科技龙头公司的产业链由国外陆续转向国内，很多电子公司的盈利超预期，包括PCB、半导体等；二是从信息安全角度看，国产电脑、操作系统的投资机会。这是3-5年长周期需求爆发的行业。

安永也在《区块链技术：数字化新平台对保险业的影响》报告中提及，由于区块链能够提供公开分类账和加密个人数据，许多保险公司已开始利用其应用程序减少与跨境和多货币即时付款相关的欺诈和责任。而据《2019年中国保险行业智能风控白皮书》披露，全球每年约有20%—30%的保险赔款涉嫌欺诈，欺诈比例高，手段多样难以防范，仅车险领域欺诈渗漏比例约达20%。

位于天津市中心的和平区职住比达1.33，同属中小城区的河北区、河东区和红桥区均为0.9。天津各行政区中，东丽区通勤路程达12.1公里，津南区通勤路程达11.4公里，北辰区通勤路程达11.3公里，是天津是通勤路程最长的三个区。苏州市平均通勤路程为9公里，其中，小于5公里通勤路程的人群占比44.8%，5到15公里之间通勤路程人群占比35.7%，15到25公里之间通勤路程的人群占比达12.6%，超过25公里通勤路程的人群占比6.9%。

区域间城市化发展出现分化。人口空间流动改变了城市化的空间格局，区域间城市化发展出现分化。2000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最高为47.52%，东部地区落后东北地区近7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落后东部地区约10个百分点，到2012年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距扩大到13.34和15.45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最慢。城市群地区在集聚吸纳人口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吸纳外来人口的规模从2000年的1772万扩大到2012年的5322万，增长了两倍多。

老城和新城间的不平衡。我国城市的中心区绝大多数在老城，那里集聚了城市的商业、居住、文化、行政等多项功能，也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随着城镇人口增多，一些地方把新城新区作为城市空间拓展的主要方向，政府的资金投入主要集中在新城新区，对老城关注不多，投入不够，新城老城之间视觉反差巨大，为加快新城发展步伐，甚至在行政推动下将老城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新城转移，一些老城开始出现衰落迹象。从数据来看，一些老城区吸纳人口的规模在下降，特别是在一些三四线城市，老城吸纳人口规模下降带来的中心城区衰落问题需要高度关注。而在新城建设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和地产商，并未充分考虑居住其中人口的生活便利度，只是物质建筑在空间上的堆砌，没能实现城市功能、产业与人口的有机融合，出现一些功能单一的睡城，甚至还有空城，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挑战。更关键的是新城新区的过快扩张，导致人口密度下降，人口活动强度下降（龙瀛和吴康，2016），没有为城市服务业发展留足空间，城市失去了应有的人气和商气，未来发展机会不足。

健全城市治理体系。形成像“绣花”一样的城市治理管理体系，一是创新城镇规划管理，整合规划职能机构，建立“多规融合”的体制机制，实现“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管到底”。逐步取消各类规划机构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强化个人专业资质和法律责任。二是通过智慧城市搭建居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平台，方便社会各方与城市管理的交流互动，实现从政府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式发展的转变。要打破城市管理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服务融合，推动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智慧城市管理新方式。三是推动城镇社会管理创新。积极转变城市管理理念，形成政府、社会、公民等多方主体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城市管理格局。整合基层社区服务资源，将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和管理整合下移到社区。